“近平同志提出的‘提升本岛、跨岛发展’战略很有远见卓识” ——习近平在厦门(三)

来源:厦门市纪委监委网站 发布时间:2019-07-1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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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采访对象:朱亚衍,1944年8月生,福建泉州惠安人。1986年前在化工部部属单位工作,1986年调任厦门化工公司经理兼利恒涤纶公司党委书记,1987年12月任厦门市副市长,1990年7月任厦门航空公司董事长兼党委书记,1993年6月任厦门市委副书记、常务副市长,1998年1月任福建省副省长,2000年2月任副省长兼厦门市长,2002年7月任省委常委、秘书长,2005年5月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。2008年退休。

  采 访 组:沈 凌 路 也 胥 晴

  采访日期:2017年6月4日

  采访地点:厦门市朱亚衍家中

  采访组:朱省长您好!请您介绍一下当年和习近平同志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。

  朱亚衍:近平同志是1985年6月来厦门工作的,我是1986年3月调来厦门工作的,和他第一次见面是在1986年夏天。当时,化工部副部长冯伯华同志来厦门检查工作,主管工业的副市长不在厦门,所以市政府办公厅就请近平同志代为接待,我有幸陪同,就有了与他的第一次接触。

  近平同志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可以用6个字概括:年轻、博学、亲和。当时他只有30岁出头,短短的交谈让我觉得他学识非常渊博,又很有亲和力。

  那次我们还很有成果,就是把厦门橡胶厂的工程轮胎项目给谈下来了。当时厦门有个工程机械厂,生产工程机械需要用大尺寸轮胎。厦门虽然也有一个橡胶厂,但这个橡胶厂只能生产自行车轮胎和小卡车轮胎,不能生产工程轮胎。这些工程轮胎都是从河南、贵州等地购买的。正是因为这一次见面,近平同志带着我与冯伯华副部长座谈,就把工程轮胎的项目办下来了,可以为厦门的工程机械厂配套生产工程轮胎了。

  采访组:我们知道您曾担任厦航董事长,请您谈谈习近平同志当时是如何关心和支持厦航创建和发展的?

  朱亚衍:我是厦航的第三任董事长,厦航能有今天的发展,归功于改革开放,得益于国家民航局以及省市的支持和帮助,倾注着近平同志的心血。从厦航组建到今天,他始终念念不忘厦航的发展。

  我先讲讲厦航组建的过程。厦门地处东南一隅,如果坐火车、坐轮船,路上花的时间太长,谁还有兴趣到这里来考察和投资?所以,批准厦门成立特区后,大家最着急解决的就是交通问题。几个特区当中,第一个修建机场的是厦门,第一个开办航空公司的也是厦门。1984年,厦门机场通航后,国家民航局和福建省政府商定合作开办航空公司。同年7、8月份,厦门航空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,由时任福建省副省长张遗同志担任厦航第一任董事长。次年,新组建的厦门航空公司委托国家民航局通过融资,租赁了2架波音737-200型飞机。我们当时没有人才,就交由广州民航管理局代飞。

  一个航空公司在初创阶段,最难的就是飞机引进和人才引进。引进一架飞机要过五关斩六将,需要层层审批。引进开飞机的飞行员、修飞机的技师、懂航空经营管理的人才也很难。我还没担任董事长的时候,厦航就已从部队的飞行员和飞机维修人员中引进了人才,我相信这肯定有近平同志的心血,因为他在中央军委办公厅工作过,一定协助做了不少工作。我担任董事长以后,也找过近平同志帮忙协调引进飞机。1986年10月,厦门航空公司所属飞机从广州转场到厦门,终于由我们自己的机组飞行航班。可以说,厦门航空公司的创建是与近平同志的关心和支持分不开的。

  不单单是初创阶段,在厦航随后30年的发展中,近平同志也一直给予关心和指导。1993年,厦航开通福州到深圳的航班,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近平同志亲任首航团团长,赴深圳交流。2000年4月23日,已是福建省长的近平同志专程到厦航和机场指导工作,他说:“厦航之所以口碑好,一是靠改革,二是舍得投入,三是服务规范,四是以人为本。厦航企业路子对,员工素质高,经营效益好,为省市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。”2006年7月22日,厦航杭州分公司成立,此时已是浙江省委书记的近平同志亲自致信祝贺。2013年,近平同志作为党的总书记、国家主席,会见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,我们厦航的一个乘务长有幸参加了会见。这个乘务长对总书记说:“总书记您好,我是厦门航空公司的。”近平同志亲切地说道:“好,回去跟厦航的同志们问好。”近平同志对厦航的关心一直激励着厦航人奋发图强,砥砺奋进。一晃30年过去了。在总书记关心下,厦航发展到今天,已连续盈利30年。在全球民用航空协会评级中,厦航名列中国所有航空公司第一位,和美国西南航空公司被评为同一个级别。

  2015年9月23日,近平同志访美期间参观波音公司宽体飞机厂,波音公司在厂房门口摆了两架飞机,一架是即将交付国航的波音737,另一架是即将交付厦航的波音787。近平同志在波音公司总共参观不到1个小时,单在厦航这架飞机上就坐了15分钟。他说:“刚才,我参观了即将交付厦门航空公司的这架波音787飞机。在1985年,也就是30年前,我担任厦门市副市长,分管厦门航空公司,参与了它的组建和初创。初创阶段的厦门航空公司,连带厦门机场,都是利用国际贷款发展的,当时也就只有几架飞机。30年过去了,厦门航空公司引进了最先进的波音787飞机,这就是中国民航事业发展的缩影。”近平同志在讲话中谦虚地说自己“参与了”组建和初创。其实从上世纪80年代、90年代一直到2013年、2015年,他对厦门航空公司的建设与发展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厦航能有今天的发展,当然有厦航员工的努力,更离不开近平同志各个方面的支持。从另一个角度说,厦航今天的发展,没有辜负近平同志的期望。

  采访组:请您讲讲习近平同志提出“提升本岛、跨岛发展”战略的过程,以及这个战略对厦门发展的深远影响。

  朱亚衍:“提升本岛、跨岛发展”战略是2002年提出的。站在今天的角度回头看10多年前总书记的思路,是十分有战略眼光的。

  10多年来,为了落实这一战略,厦门市委、市政府采取了多种举措,逐步有力有序推进战略实施。一是调整岛外行政区划,撤销同安县,设同安区和翔安区,加强了对岛外经济社会发展的领导。二是加快连接岛内外交通设施的建设,相继建成翔安隧道、杏林大桥、集美大桥。三是抓紧投建岛外城市次中心,海沧新城、集美新城、同安新城、环东海域新城均初具规模。四是设立火炬园区、工业集中区、两岸新兴产业园区、自贸区,这些区域成为厦门经济强劲发展的新增长点。

  采访组:在您与习近平同志的工作交往中,有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事情?

  朱亚衍:我讲两件事情吧。第一件事,近平同志很重视农业,“三农”工作是他自己“讨来”的。他1985年到特区工作,那个时候特区建设刚刚开局,基础设施建设和招商引资的任务很重。他除了承担市政府给他的分工外,还主动要求分管农业。

  他当常务副市长以后,分管的工作一共四大块:第一块是农业口,包括农委、农业局、林业局、水电公司、气象台、水产局、乡镇企业公司和木材公司;第二块是大计划口,包括市计划委员会、经济信息中心、物资公司、劳动局、体改委;第三块包括编委、人事局、财政局、税务局、审计局、人民银行和工农中建四大银行、外汇管理局、保险公司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;第四块是县区政府工作。这四大块工作中,第二块和第三块一般是常务副市长分管的工作。除了这四大块工作,他还联系市人大、市政协。所以你看,他刚来厦门的时候就把“三农”工作讨来分管,当了常务副市长以后继续分管下去。近平同志离开厦门以后,后来的常务副市长都没有再分管农业。有一次我跟他说,农业不应该放在常务副市长这里。他的回答是:“我看到厦门农村这一块比较弱,就主动要求分管。”

  对分管的“三农”工作,近平同志的特点是“三到”:一是心到。他对农民和农村工作有很深的感情,这个可能和他过去在延川插队、在正定当县委书记的经历有关,是一种心系农村的情结。二是人到。那个时候厦门大部分是农村,湖滨北路对面是晒盐的盐场,根本没几栋房子;还有个军营村,是厦门最后一个通公交车的行政村,我第一次知道这个村还是听他给我说的。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期间,走访过大部分农村。三是工作措施到。每到一处,都结合当地实际提出有针对性的措施,以推动工作开展。他现在讲话很接地气,扶贫力度这么大,还提出非常切合实际的“精准”两个字,这在他当年厦门、宁德等地的实际工作中都有所体现,是与他丰富而深刻的实际工作经验和社会经验积累分不开的。

  第二件让我十几年难以忘怀的事情,是我向近平同志汇报厦门财政上缴比例问题。厦门经济特区的发展,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,就是1988年4月计划单列市的确立,厦门市从此就能够享受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。

  为了理顺计划单列工作,我们当时一个一个厅、一个一个部委地去沟通。最快谈下来的是交通,1988年厦门机场下放,然后是港口,等这些都陆陆续续定下来后,财政计划单列一直到1993年才最后定下来。从1988年到1993年,一共谈了5年,实际上财政计划单列就是谈两个事情,一个是上缴的基数,再一个是每年递增的比例。

  到了2001年农历正月十五,下午快要下班前,我得到一个消息,转天习近平省长要听财政厅汇报,准备调整厦门市财政的上缴比例。我知道兹事体大,本着对工作负责任的态度,我一定要在会议前向近平同志汇报我的想法。于是赶快给近平同志打了电话,我说:“我晚上有个会,会议一结束我就赶往福州,请您一定在办公室等我。”他问我什么事,我说很重要,等到了再说。晚上,我就往福州赶,经过莆田的时候正好接近零点,因为是正月十五,从车窗看出去,漫天都是烟花。

  赶到福州的时候,已经是下半夜。到了近平同志办公室,他果然在等我。我说:“我听说明天你们有一个讨论厦门财政上缴比例的会,你们能给厦门减轻点负担么?”他笑笑说:“你想得倒好,要增加点负担。”我继续问他:“现在上缴比例已经很高了,财政部门给你说的提高上缴比例的理由是什么?”他说因为全国其他城市,像南京、杭州、广州上缴比例都比厦门还要高。我听他这么一说,心里就有数了。于是就跟近平同志解释说:“我不否认这些城市上缴比例比我们高。但那些都是副省级城市,并且不是计划单列市。我们厦门是计划单列城市,在深圳、厦门、宁波、青岛、大连这5个计划单列市中,厦门的上缴比例是最高的,就不要再提高了吧。”近平同志长期在基层工作,我这么一说,他很快就明白了。他很爽快地对我说:“老朱,幸亏你今天来了,不然明天会上定了以后就不太好再说了。”

  这件事情让我感触很深,近平同志当时已经是一省之长,在正月十五的深夜,能在办公室等一个下属,虚怀若谷地听取意见,最后还能采纳意见,确实非常难得。

  采访组:习近平同志离开福建以后你们还有联系吗?

  朱亚衍:我与近平同志的联系一直没有断过。在这么多年的联系中,有一次与他通话让我印象很深。那是2002年11月左右,他已经去浙江任职了,当了几个月的代省长,马上转成书记。一天晚上我给他打电话,问他在浙江习惯不习惯。那一次,我们就在电话里谈了很久。他很念旧,在电话里问我最近工作怎么样,家里老人怎么样。也很关心同事,一个一个点着名问大家的近况。然后我们谈到了厦门工作的点点滴滴。2010年,已经是国家副主席的近平同志到福建视察工作,先到福州,然后到宁德,再从宁德坐动车到厦门,把以前在一个班子里工作的同志们都找来坐坐,大家见面都很高兴。近平同志待人很诚恳,不管对待下属还是对待同事都是这样,每次想起30多年前与他共事的经历,想起那次和他的对话交流,我都非常想念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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